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,晚上在连里食堂看电视时,遇到了老知青况德恩,我把要调走的事告诉了他。况德恩是一名在连里名望很高的文人,通过那次节目的编导和排练,所表现出的才能,也是我在连队里最为崇拜的一位。
食堂里面在看电视,我们却在门口,进行了热烈的谈话。这次的谈话,在我的记忆里尤为深刻,其中有着不少的人生哲理。
“在生活的海洋里,我还只是在边缘上刚刚去接触。”我无限感叹地说。
“是的,现在是已经有人给你开好了路,这条路,以后要怎样去走,就完全要靠你自己了。当然,在生活的海洋里,免不了会喝几口水,甚至要接受狂风巨浪的挑战。你无论在什么地方,在前进的道路上,都一定要站稳自己的脚跟。”他语重心长地告戒我。
当讲到一个人的才能,我自信地说:“我虽然并没有什么觉得了不起的地方,也不敢说自己很有才能,但我深深体会到,在这个实际的社会当中,不管是什么人,即使他有再大的本领,如果没有关键的人物给予引荐,那他再有本事,也有可能是枉然的。常常有些人所谓的不得志,或是历史上一些什么隐士的造成,就正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“当然,即使是一颗宝珠,不管它能够怎样的发光,是怎样的美丽,如果被埋在地下,没有人去发掘,那怎样也显示不了它的光彩。”他对我的见解,也很赞成,而且比喻的十分恰当。
我向他表明,自己对于文学创作事业的奋斗,有着坚定的志向和信心。他见如此,叫我要注意好好地钻通一门。在文学作品的写作上,特别要注意语法的学习和研究,并一一举例给予引证说明。
最后,我们都相互表示,以后离开了,要经常通信交流。他一再叮嘱我,在我离开的时候,要记得告诉他一声。
十一月二十日,到至今为止,我来到鲤鱼洲农场,已经整整有7个月了,感觉这半年多的时间,过得既快又慢的。
上午的扶禾,是我们班这次三秋的最后一次。我负伤的手虽然很痛,但操作的速度还是顶快的。到结束时,我们大家,又一人挑了一担禾到禾场,之后就下了工。这一次的出工,我的那根硬木扁担,也扔到田里了,没有带回连队来。
中午,我饭也没有顾得上吃,就先来到了连部,找到正在吃饭的副指导员石惠芳,向她说明,我班的晚稻已经收割完,也就是说,三秋工作已经结束了,要求她把商调函给我。
石惠芳副指导员见是如此,满口答应,但说要等她吃完饭再给我,因为在商调函上,现在还没有签字盖章。
我也赶快去食堂吃饭,吃完后再去了连部。这时,石惠芳副指导员已经早吃完了饭,又正在门前洗着衣服。
我在那里等了等,她洗了洗手,便去帮我把商调函签了字,再叫了上海知青、连核算员戴季军,盖上了连指导员李忠德的私章。原来,在连队一级,是没有公章的。
我终于拿到了久盼的商调函,百感交集,兴奋不已。本来还准备下午去出工的,可是,当我从连部出来的时候,见人们都已经下田去了。我就干脆带着商调函,直接奔往营里,赶快去找熊书记报到。
路上,我碰到了老农排长刘二板,跟他在一起聊了聊。我把商调函给了他看,表明现在是去营里办手续。刘排长见到我的商调函,也还以为是调令,热情地跟我说了些到别的话。
在营部,我找到了熊书记。他开始叫我直接去团部,后来又叫我还是找营里的文书签个字。可是该文书不在,有人说是去团部领报纸了,因为今天通信员休息。熊书记见我没有找到文书,便叫我在傍晚时,或者是明天早上,再来营部一趟。
下午,我还是再来到了营部,找了一下这位文书,可是他还是不在。我在营里等了等,没有等到,就回来了。
十一月二十一日,三秋已经完全结束了,我也没有再去出工了。
上午我来到营里,正好见到那位担任文书的上海知青,他正站在寝室门口,跟几个人在一起说话。
我走过去,拿出了商调函,对他说:“熊书记叫我找你签个字。”
“签什么字?”文书一边问我,一边接过我的商调函。
“就是签这样的字,我昨天来找过了你,你不在,听说是到团里去了。”我指着函上连里的批语,跟他解释说。
“现在营里没有人,要不这样,等下我会跟你转到团里去。”这位文书把商调函看了看,然后跟我表态说。
我敏感地愣了一下,等他转到团里去,那商调函又不是脱离了我的手中,弄得不好,那又要节外生枝,拖延我的时间。我拿在自己的手中,还可以直接到团里,找小瞿帮我办理。
“熊书记是叫你签一下字就可以了。”我不甘心如此,跟他强调说。
“这个我相信你好了,但是,我还是要问一下熊书记,你先回去吧。”他见我并不肯走,有些不耐烦了。
我见他还是硬要坚持那样做,便再去找熊书记说说。我来到营办公室,熊书记不在。我再来到他的家里,他的父亲告诉我说,他到什么北联大队(可能是指八连)开会去了。
没有能够找到熊书记,无奈,我只好回了连队。对于那个鬼头鬼脑的小文书,我心里十分的恼火,他无非就是个小小的文书,竟要这样地刁难我。
中午,为了尽快能够把事情办好,我再去营里一趟,去找了熊书记。可是,我来到他家里,并没有见到他。他家里讲他还没有回来,我只得垂头丧气地,有回到了连队。
在寝室里,我把脏手帕和鞋袜等,找出来洗了洗,晾在了外面。这一段时间,因为忙,没有去做这样一些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