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圣教廷·黑夜女士教会格尔芬教区一级执事
赫尔米特的挚友
赫尔米特·杰拉德先生是一位拥有着高尚精神与学术节操的伟大史学家,这一点无可否认,同时他也用他高贵的人格深深地折服了我。有一点我很对不起他,不,应该说是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孽。我负责教会与赫尔米特教授之间的交涉,赫尔米特教授与教会间的矛盾尖锐到令我背后生寒。或许这么说是对教会的不尊重,但是因为教会的一个决定,让一位天才的史学家,一颗耀眼的明星从夜空中坠落,这种事情更令人心寒。所以我今天是以赫尔米特挚友的身份来为他写这篇序,同时也希望世人了解这位伟大史学家生命最后的几年。
我清晰地记得1636年的8月29日,当时教会通知我亲自“邀请”赫尔米特教授,就《卡尼亚史》中许多“荒谬”“不符合实际”“亵渎”的部分进行商讨,他的表情由原来的平静中饱含着热情与期待(赫尔米特教授是我见过最有风度的学者,他似乎总是那么平静)变成了平静中带着一丝阴霾。他那天拿出了他那根基本没有使用过的手杖,在与我商讨未果后前往了黑夜女士教会,准备亲自与主教谈话。我在门外一直等待着,直到他面色铁青地走出,他的腰挺得笔直,手杖用力地杵在地面上。事后回想起来,当时那扇门后发生的事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,有一缕若有若无的血腥气缠绕在这个倔强学者的身上。当时因为其他事需要我处理,我并没有与他交谈。之后再得到他的消息已经是三天后来自皇家学会的联名抗议。很可惜,这场持续了一个周的学术抗议最后不了了之。外界传言赫尔米特开始重新修改《卡尼亚史》,而我则因为调动为一级执事,再也不分管相关事务,也就不再与赫尔米特联系。
三年后,也就是1640年的一月,我在皇后广场偶遇了这位令人敬佩的学者,彼时他已经陷入了潦倒的状态,但是他身上的风骨依然。他的正装还是那一套,已经显得很陈旧,似乎还散发着奇怪的味道,但是却很整洁。我能从他眼中看到深重的疲态,但是他还是端坐在喷泉旁边的长椅上,看着对面的帝国博物馆大门。那根手杖被他拿在左手,整个人如同雕塑一般,坐在那里。我与他交谈,发现他的语气中已经有着掩饰不住的虚弱,但是他倔强地拒绝了我的帮助,也拒绝了我的询问。当时因为身份原因,他不愿与我进行过多的交流,马上离开了广场,走的时候凭依着那根手杖——他的左腿显然出了一些不小的问题。
出于朋友间的友谊与对其人格的敬佩,我隔天抽出时间拜访了他,却发现他已经搬出了寓所,住进了廉租屋,与那些工人为伍。很难相信一个学者可以在这种嘈杂脏乱的环境中进行学术创作,事实证明也是如此,他的床位里仅有两套衣物,《卡尼亚史》的手稿以及他的文具被放入了一个皮箱(那也是他全部资产中最贵的物品),置于床下,三年前开始便没有再打开过。
我难以想象这样优秀的一位史学家是如何沦落到这种境界,又忍受了多少嘲讽、恶意。我与他交谈了两个小时,始终无法说服他接受我的私人援助——除了我,昔日那些格尔芬联合大学的同僚也不会坐视不理,可是他倔强地拒绝了一切援助。离别之际,他下定了决心,将那个装载了人类史学伟大成就的皮箱赠与我。我至今没有明白他的用意,但我可以确定他没有屈服,没有低头。
之后他又孤独的生活了两年,所有人都不知道他这两年去了哪,我询问了那些同僚,似乎是在将皮箱交给我后,他便人间蒸发了。直到1642年2月5日,也就是前天,东城区警署接到报案发现了一具男尸,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物件,若不是斯宾西·卡尼亚爵士作为署长看到了那根手杖,我们永远都不会得知这位学者的死讯。
我怀着悲愤与愧疚写下了这篇序,我确信我犯下了罪,所以我要通过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赎罪——时隔六年,这本承载着人类历史真相的书籍,应当重见天日,我想这是赫尔米特先生期望看到的,也应该是他在最后一段孤独痛苦时光中心心念念的。
他是一位天才,也是一位勇士,他永远不妥协的精神,令人永远铭记。
(于1642.2.7)